吉林省煤矿数量将大幅减少

其次，伯尔曼关于教皇革命这个概念赋予过于宽泛的涵义，好像一个大口袋，他恨不得把所有这一时代的特征都装进这个口袋当中，而有些内容实在和他所谓的教皇革命没有实在的联系。

（五）内在层面与外在层面的平衡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人们观念的更新，人格权已经由一种被动防御性的权利逐渐发展成可以由权利人利用的主动性权利，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与财产权保护相类似的方式。但这两个概念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区分，进而明确权利客体的真正涵义。

值得注意的是，论者之所以提出伦理价值外在化理论，其目的在于藉此将那些原本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证成为权利客体，以实现对人格利益的权利化保护。首先，人格是一个伦理概念，它表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这种根本就是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崇尚平等与自由，因此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人格权理论必然会受到传统理论的一定程度上的束缚，而人格权理论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对传统某些方面的扬弃。因此，对于人的认识，仍应回到主客观相统一的观念上来。

笔者认为，追本溯源的历史研究方法固然值得重视，但不能因此封闭了对问题的研究视域。{5}但这并不是本文反对该说的理由。2、封建社会难以概括欧洲中世纪的丰富历史 伯尔曼把对马克思的批判落实到他所熟悉的中世纪历史事实上，他认为封建主义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定义没有办法涵盖西欧中世纪丰富多彩的历史类型。

否则就不能解释西方的封建主义怎么会和为什么会产生一种不同于日本和俄罗斯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为什么同一种经济基础中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内容？伯尔曼批判马克思把法律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在所谓封建制度下的法律，不仅维护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而且还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不管伯尔曼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这种努力本身是值得称赞的。这使得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并不重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需要做出回应。根源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应当从结果意义上而不是从每一个具体的过程意义上来理解。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法治文化）   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法律的宗教将褪变为一种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新世纪必须找回法律的宗教支持才能走出一种法律的危机。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

教会法继承了大量的罗马法的概念和规则，并呈现出近代法律体系高度的体系化特征。……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著：《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样看来，伯尔曼的一些解释不是构成对马克思的超越，而只是构成一种对马克思的证明。

教皇革命   伯尔曼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是因为其法律与宗教的理论[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法律的宗教将褪变为一种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新世纪必须找回法律的宗教支持才能走出一种法律的危机。当时旧金山大学的法学教授巴塞特这样评价：这是一部极富挑战性且深掘历史的力作。]所以，关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概念，应该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对应来理解。从教会对圣事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婚姻的法律体系。

法律以一种保守、稳定和秩序的方式反作用于政治、国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法律对政治、国家、生产实践等都形成一种调整关系，用一种规则的方式提供给政治、国家、生产实践提供一种稳定和秩序。  结语 从伯尔曼的论证理路和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法的社会理论蕴含着伯尔曼本人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企图扩展法律史的问题立场，而把其放在一个更高社会历史层面来研究。

] 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法律体系的产生，伯尔曼的观点发人深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法律本身方面，法律正变得更加零碎、主观、更加接近权术和远离道德，更多关心直接后果而更少关心一致性和连续性。[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伯尔曼提出一个关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命题，不满目前法律史研究的民族化，指责这是一种抽象和肤浅的民族主义。一元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地点，一元都起主要作用。这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头脑中消失，而且正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事实上也是这样，《法律与革命》从开始到完成一共花了45年的时间。其时，他们极为严肃，经常是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

11世纪以前，教会法是分散的。尽管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却没有和马克思占在同一理论层面，其自称的超越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狂妄之语。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伯尔曼的教皇革命概念本身包涵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的解释，并没有排斥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

其次，伯尔曼关于教皇革命这个概念赋予过于宽泛的涵义，好像一个大口袋，他恨不得把所有这一时代的特征都装进这个口袋当中，而有些内容实在和他所谓的教皇革命没有实在的联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伯尔曼要把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这样的宏大视角纳入到法律史本身的理论当中，使得法的社会理论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总体意义。  三、对法的社会理论的评价 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从他的尾注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曼并没有参考几本马克思原著，他所基于的大多是一些二手的材料。关于历史的分期，伯尔曼认为，马克思总结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能说服人或者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在前面对西方法律传统起源的探索和后面对其他社会理论批评的基础上，伯尔曼认为，一种法的社会理论，必须主要做到如下两点：首先，必须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倡导一种把政治学派（法律实证主义）、道德学派（自然法理论）、历史学派（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以回应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

这场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在法律的高级阶段，同样可以构成一种纯粹的法律理论，法律当然可以在某个时段不与生产方式同步，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对伯尔曼论证理路的简单说明和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直接相关联。我们无须为了得出结论而去解决这种争论，作为历史的事实，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定：即这些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这些信仰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

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给了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以真正确立的机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够了一种对法治的广泛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7页。[马克思恩格著：《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在不同结构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一定是经济作用，也可能是某种观念、宗教伦理、政治或者是像伯尔曼所提到的教皇革命所代表的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的相互作用等等。

格列高利还坚持教皇在世俗事务中的终极的至上地位，包括有权废除皇帝和国王。历史前进的动力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是也必须包括像教皇革命的核裂变过程所产生的巨大张力。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 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伯尔曼在论述教皇革命的总体性时，[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这种法的社会理论以批判的方式展开，具体问题指向都将在这种批判中获得说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伯尔曼需要超越的社会理论之一。